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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6/30

2010.4.26(一) 林鄉的大聲公─余國信主講

紀錄:吳文君

       這個講座叫干擾講座,所以我想要來刺激、干擾大家。我思考11年前為什麼我會開書店,每一個人踏入這個過程總會受到些影響,我也不例外。在我那個年代,報紙和新聞的報導,還有老師上課說的我覺得很正當,那時候都報導兩岸統一、台灣是亞洲四小龍之首,好好努力用功考上不錯的國中、高中、大學、研究所,再好好努力用功求得一份好職業,好好努力用功組成美好的家庭。我就想好好努力用功到底為了什麼?我在追求什麼?在這個過程中我不斷打問號?新聞有時候報導墨西哥東南方的山區查巴達游擊組織,那時候的教育是讓我們一看到游擊隊就覺得這個國家落後,然後大家就會開始買紅十字會郵票,買了就可以記嘉獎。如果有國家願意親美就會被美國服直到正軌的路途,如果有個帶頭者出來反美就會被幹掉;(查巴達游擊組織)這個組織只有副總司令馬可士,組織內的人都要蒙面為了避免被人家看見(他們說蒙面是為了讓人更看得見)。


       後來他們用寫詩、寫歌還有電影的方式傳遞他們的理念,為墨西哥東南方的西印地安人講話,墨西哥在西方的針筒下雖種很多咖啡卻讓土地被吸乾、人民越貧窮,大家可以去看《咖啡正義》這部片。2000年他們的政府要求對話,他們就號召很多人上街頭、很多策略像是藝術行動。之後我就想自己可以做什麼事,以前的書店幾乎都是賣文具的,買一本參考書要跑去北港,我就想書店可以扮演什麼角色。後來了解全世界各國書店的事情,對書店就更為期待,開一間書店也可以彌補自己過去的不足。後來看到很多國外的好書店都可以開很久,舊金山的城市之光倒了三次,每倒一次就更多人捐獻,他們最有名的是反波灣戰爭、女權運動等,帶很多人上街頭抗爭,為避免被抓走他們把自己銬上手銬綁在路邊的欄杆,讓別人把鑰匙拿走,癱瘓交通,議題就被呈現出來,抗爭其實是讓環境、文化和社會議題有喘息和協商的機制。我就想在台灣可以開什麼樣的書店跟你我一直對話,做為環境運動的櫥窗,補充學校教育的不足。


       1999年我21歲當了洪雅書房房主,這是一棟日本時代的房子,地點在菜市場裡面,我把開書店的成本降低,吃、住一切生活都在裡面,租金是一個月七千元,我前面的空地就出租讓別人擺攤,租金一天一百元,年節景氣好的話一天他們還給我兩百元,一個月有大約四千塊不等的收入,所以我只差三千元就可以打平,但是書店常常沒開。那時候我的理想是一天開放24小時讓大家有地方可以去,但是在一個小鄉鎮的菜市場,黃昏燈就暗了,晚上只有蟑螂老鼠跑出來,都沒有人來,所以我九點多就關門,有理想但是身體也還要顧,因為很少人來我就連白天也不開,只從下午四點開到晚上九點。





       因為書店開在菜市場,有人在書店前面說這間開不了兩天啦,我很想跑出來抗議但是覺得白費力氣就作罷,但是這樣也不行,我就想說要找人來書店演講,那時候很多地方開發都有反抗運動進行,譬如美濃反蓋水庫,我在台南讀書的時候七股要開發成工業區、填海造陸的工程,我就去做黑面琵鷺的導覽認識很多抗議的人,就拉那些朋友來書店演講。演講者都義氣相挺沒有拿車馬費,他們來書店還自己買書,聽演講的也買很多,每次演講外面停很多機車交通都混亂了。隔天攤販前又有人再聊我的書店的狀況是好的可以開得下去等耳語,就開始有樁腳幫我宣傳書店的活動。我就規畫禮拜二、四讀書會,週末就辦戶外之旅,有時候我就帶大家去參加抗爭。透過這樣的分享讓更多人理解,讓大家可以變成環境運動、文化搶救的樁腳,這個社會需要多一點人來做非選舉的事情,反對一般政治語言相關的事情,其實聽演講跟買書一樣重要。

       我還是學生的時候白天去忙反水庫,晚上去海邊跟老人家聊天,所以都翹國父思想的課去睡覺補眠,有次老師說要把我當掉,如果國父思想被當掉我情何以堪,暑修國父思想實在很難開口。隔天開始我就好好努力用功,後來發現那個老師很用心,每次上課都在講平埔族沒上任何國父思想。聽說那個老師缺田野調查工作者,我就自動跟老師說我也有田野調查經驗,就拿著錄音機跟著老師跑田野去紀錄,因為這樣的訓練也了解了很多台灣的事情。後來開書店,洪雅書房的命名Hoanya是平埔族名,講那麼久其實是要介紹我不姓洪我姓余。

       這幾年做的事情,譬如我們在搶救文化資產,嘉義市常在保留的時候就說只有一樓比較重要其他的通通都先拆掉,在台灣保留文化資產都好像要指出具有標的性的項目。我們在雲林反湖山水庫的時候指出八色鳥很重要需要保留,但是政府可能就把各個地方的八色鳥抓走或移走,知道政府會這樣做我們就列出一百多項保育類物種,結果造成台灣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育種政策就在這邊推行,現在編列兩億預算再執行,政府竟然有辦法推動大家晚上一起去抓青蛙到另一個地方復育,因為原本的地方要蓋水庫,國家勢力不可檔、政策不可扭轉,很多人還去當義工幫忙抓青蛙。譬如有些植物很重要台灣很多地方沒辦法看到,大家就帶花盆把它挖下來移植到旁邊,20幾年下來保育的做法沒有進步。又譬如新化街役所、台南文學館,這些危樓壞的很嚴重但是修護後可以變成古蹟,沒有什麼不可以的。

       文化資產跟環境生態都具有政治性格,只是無奈的是當下我們可以怎麼做。有時候談反抗又太直接且很少人會感動,我就想自己可以做為什麼樣的媒介,抗議不是為了讓你看得見,抗議是為了保命,譬如說我們在抗暖化但卻蓋這樣沒有效率、耗能耗電又不環保的市政大樓,阻礙這麼大筆預算的建設後果會怎樣?年輕的時候人家越不敢的我們越做,但是現在會想一些策略去做。我有一個朋友的電話顯示的名稱叫做「動員」,因為媒體的品味每次要動員都叫我去裸泳或表演,我就想著帶吳晟來念詩、帶歌手來唱歌還有帶畫家來做一些事。其實被抓被打都是小事,最麻煩的是法院會寄應訊函去你家、上班場所和學校不斷騷擾你,行程明明排得很緊但是應訊又會拖延時間。譬如我跟朋友之前去拜訪一位議員,因為很難推翻要蓋市政大樓的決議,但是難道保留老房子這麼困難嗎?我就跟他談一件事,當下的社會都教我們不重義氣不講倫理,但是明明就可以雙贏,以後的人可以講新的或舊的不就是道義嗎?





       透過很多的活動我不但可以留下來還可以拉到很多的義工和朋友,我也可以搏到雲嘉焦點的頭版,難道抗爭一定要那麼悲傷嗎?譬如嘉義有一條老街只剩下地圖上的名稱,搶救郡役所時我就去封街辦市集,辦活動當然希望有人來。社會運動開始要很柔軟但是柔軟中要帶有很硬的特質,不然就像是和尚唸經念給和尚或神明聽而以,都沒有念給普世大眾聽。用一些不同的方式讓社區的人知道反抗還有其他的做為如紙箱做的彈珠台、用社區的車子來宣傳他們的理念。我邀請台東的賴小鳥來擺市集,為什麼賣商品一定要開店,賣商品也可以跟反抗運動結合,很多年輕人都可以站出來參加,我還邀請市長來看我們的這些攤位。


       現在的青年大量的離開家鄉,人口老化的問題也很嚴重,連神明會也有這樣的問題,我並不覺得年輕人參加廟方的神明會有什麼不好。辦活動不但可以宣導理念、像嘉年華一樣有趣,重要的是我們這些人辦玩了這一系列活動後都很爽。抗爭國光石化的環盟團體也辦了環保市集。一個運動還沒抗爭完就趕快規劃下一個運動,才不會那麼憂鬱,可以讓運動一直進行下去,誰說運動的人一定會得憂鬱症,其實想開一點失敗是正常的,不失敗反而不正常。


       在嘉義北門車站的前面有一間老旅社有一天關門了,以前的街道也很有日本風格,但是現在每棟房子都越蓋越新、越高,我就發動搶救這老房子的活動,先理解原本的結構再進行修繕。台灣有很多善心人想要捐錢做好事但是沒有管道,我們就發起募股計畫,以十萬為單位進行一群人的認股計畫,花了一年的時間修整這個空間,很艱難的一年現在透過兩分鐘的說明過去了,現在已經可以住人。過程中我認識一位螞蟻先生,他很厲害用眼睛就可以看出房子哪裡有沒有生白蟻。台灣的木造房子很多,研究白蟻的人也很多,但是不知道為什麼好像教育不足,木造房子的保險機制沒有什麼改進的政策支撐,每年要繳一萬但是老房子火燒了只有賠二十萬。我們現在東西壞了很少自己修理後繼續使用,缺乏再利用的創意自己找材料自己做就像是藝術自己找素材,後來我們有一場行動是在台西找了二十幾種的素材做壁畫。


       老的房子被拆掉後都沒有好好把所有材料回收再利用,其實如屋子的雨淋版已經達到某種穩定性,如溼度,這很重要但卻都沒有被談論,而我們修繕房子的顏色也是用建古的方式保留原本的顏色。我們在修繕的時候沒有拿政府一毛錢,自己搞也可以把房子保留起來。裡面現在是咖啡店,誰說開咖啡店一定要很昂貴,我們花十萬元完成一間咖啡店就可以坐下來喝一杯健康的咖啡。台中東勢有一個跟我一樣窮的人引進了這印尼老牌的咖啡國,無毒無農藥又從販賣咖啡的所得中撥款捐給雨林,所以我們的咖啡有故事的叫做雨林咖啡。最爽的是自己喝一杯健康的咖啡也友善土地且照顧很多的人。


       這樣的事情需要你啦!多的事情還是要繼續做,我最痛恨的是當下很多地方大部分的人是沉默的,難道我們做為藝術界的一份子還要沉默嗎?其實可以各自用自己的專業方式來發聲,也不是一直用過去的方式來抗爭,抗爭也要有策略和視場合而定,有時候抗爭很強烈是為了讓政府看見,有時候比較柔和的抗爭是為了避免政府麻痺,有時候做教育、政策遊說的抗爭都有不同的策略。我最喜歡做大家認為不可能的事情、沒有人、沒有錢做的事情或不可能成功的事情,我覺得最值得做因為這是策略的問題。

       當下的社會最大的麻煩是公務體系,每天的運作要簽公文、核銷、編列預算、上網公告、發包、徵選,每天處理一堆關卡,他們真的很忙很用心,但是越這樣越做錯事。他們可以多花時間討論案子的內容而不是很匆促的簽下決定。大家都在爭一口氣可以被誇獎、當第一名。但當我們吃的東西都被汙染都有問題的話你還能沉默、冷靜嗎?有機會去環島一圈,雖然不見得會變成切格瓦拉但是搞不好會變成另一個余國信,我不相信人那麼無情無義看了都沒有感覺!到處都在收購農地,我小時候的農村跟現在的樣子都不一樣了,老家遇到兩個瓶頸一個是沒有人,另一個是爭財產。

   
        我覺得書店還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帶大家去革命─種田,種田也可以搞革命,我們自己育種可以控制苗的大小,可以抵抗寒害和疾病還有福壽螺,但是外面的苗是為了給機械用還有收割都是為了追求產量就必須種的很密集,這樣單一作物密集栽種如果出問題就慘了,但是種越密因為產量越多就越便宜,作物缺乏陽光、空氣、養分就容易生病,生病了了才噴農藥,就會變成一直惡性循環,從來沒有例外。那我們就來做一些例外的事,大家可以藉由稻法自然的自然米來參與。
               (預約電洽:余國信,0929536133)   



 
     江湖其實是自己畫定的界線,你的界線可以伸縮一下,現在不是講跨領域嗎?跨領域不是藝術的人只搞藝術,文化的人只搞文化,藝術的人跑到文化裡面去幫忙,文化跑到藝術去學習,文化跑到環境領域裡也是去幫忙、關心跟捧場,我具有文化搶救者和環境運動者的身分,我去到哪裡好像都變成理所當然的角色,我以前都沒有自覺這點,其實我來學校演講也是在學習。 

    我們都一直再劃分領域畫分專業,什麼時候才可以回過頭來說這片土地其實是我們的,我們應該全面理解土地?專業不過是以後混口飯吃罷了,專業是讓自己從一個專業來思考、認識其他的專業,理解更多才叫終生學習,這個時候其實不要再劃分,但是講歸講回去大家還是會問這門課會不會考!

       我最後講一個目前正在推的小運動,挑戰現在當下地方的圖書館。多年以前我曾經受到圖書室、簡餐店、國父思想的課的影響,其實我是透過這個案例在講每一個領域、工作和職業都可以來幫忙這個社會,就看你有沒有反抗的意識形態。文化的力量就是讓你看不見而無意中被理念所渲染。草根圖書館做思想革命基地─台灣圖書室重建計畫草案,圖書館的問題不是缺了什麼書,而是要進一步問你送了哪些書?準備要給誰看?誰要去當說書人?不是找了空間找了書就把事情講完了,這是圖書室做為一種運動的想法。

       反抗運動也可以預約,百納旗的招募也是一種預約機制。把你的衣服挖一個小洞,留下來預約哪天可以一起去運動。

2010/06/18

2010.5.5 (三) 運動中的影像力量─談紀錄片與社會的關係─黃淑梅主講

紀錄:吳文君


《寶島曼波》是我的第二部片,我是1999921地震後跟著全景映像工作室進入中部災區,在中寮鄉蹲點拍攝四年半,加上後期剪接大該用八年的時間完成。《在中寮相遇》是我的第一部片於2006年完成,這部片更長共分上中下三集,我今天主要放這部影片的片段來跟大家分享。我覺得先撇開題目不談,運動也有很多的解釋,今天主要透過影片的放映跟大家分享我拍攝921重建現場,一個紀錄片工作者在巨大災變的現場思考如何拿著攝影機、如何擺定自己的位置,過程中碰到的掙扎、質疑和衝突,我希望從經驗分享的角度跟大家討論。每一個創作者都有自己看待社會的方式,我今天談的是個人面對社會、自己的方式。
這部片的背景是中寮災後的狀況,中寮鄉在南投縣四周圍繞著山,有百分之八十的居民靠著山維生,總共有18個村。當初拍攝時我以中寮鄉為一個縮影來談重建的過程,包含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跟民間三個層次的關係,共分為三條軸線,第一條線是鄉的重建,跟政府各層級的互動;另一條軸線是外來的團隊,紀錄中原大學建築系教授喻肇青帶著一群建築師在一開始都沒有經費的情況下便進去幫忙;最後一條支線是在地年輕人的參與,中寮鄉是南電北送的中繼站,整個鄉有141座高壓電塔密佈其中,當初別的地方都不要建電塔,但中寮鄉鄉長卻說要靠回饋金挹注當地的建設,居民當時都敢怒而不敢言,但地震之後他們有機會為自己的家鄉做點事、展開一些運動。
另一條支線是更大的土石流的問題,中寮鄉好幾世代的居民靠著山維生,地震之後土質鬆動他們很擔心土石流的問題,而且河道改變都已不是原本的樣子。現場的居民看見我們拿攝影機就開始求救叫我們去拍,有時在現場是身不由己就去拍了,拍了才發現問題很嚴重。等下看的是報告帶,921地震時是乾季但居民擔心的是隔年春雨、颱風雨後不曉得會怎麼樣,擔心像八八風災一樣變成孤島,隔年二月上去不過下了場小雨就出人命了。那時我們希望將情況拍下來給執政當局一些建議,當時陳水扁剛上任且行政院長是游錫堃,我們跟當地的團隊(編輯「中寮鄉親報」的果然文化工作室)很焦慮的討論後,並剪出一些影片,讓來訪查的官員知道中寮鄉的土石流、和居民安置的問題有多嚴重,這個報告帶雖然不是很完整但有把問題呈現出來。
現在看當時拍的情景,那時候還滿懷希望覺得政府可以做什麼。但是好像也沒有辦法,剛剛片中陳水扁旁邊一堆記者中,有一位是果然文化工作室的成員(馮小非),他們做彩色的鄉親報,裡面有村民的肖像,因為重建法律非常複雜民眾不見得看得懂,他們就把重建法令翻成淺白易懂的文句讓民眾可以看得懂,每個月有兩期。第一批組合屋完成是災後兩年的事了,當時中寮有一個村的村長決定用貨櫃屋,申請貨櫃屋政府就不再給組合屋。不過,貨櫃放在河川行水區旁邊,水滿了怎麼辦呢?但是村長有家可住才不管那麼多,那時我們就想把這樣的消息發出去,但也不知道有什麼作用。後來921重建委員會發了一份公文給我,寫說「台端黃淑梅小姐你的反映的問題我們知道了,會加快腳步。」但是他們的加快腳步是兩年後的事了。
後來有個孩子在自家臥房裡睡覺,被一塊大石頭從400公尺處飛滾下來的石頭砸死,他的父母親睡在旁邊沒事。村民說是這個孩子救了大家,因為這個事件,大家懂得只要雨一來就趕快下山逃命,片子放出去後也提高村民對土石流的警惕。接觸了土石流後,我發現這個問題盤根錯節非常龐大,不是我拿著攝影機就可以改變,因為牽涉了國土結構的問題。當時拍的時候也會猶豫要不要拍,這樣拍下去好像無底洞。不過村民一直來反映,第一次放片子時還有別村的包遊覽車來看,播完後一堆人圍著我說他們那村更嚴重。我就覺得沒辦法逃開去看這個問題,一步一步越陷越深,台灣長期以來累積的土石流結構問題,變成很重的擔子壓在我身上。我拍攝的當下其實也會有抗拒,最後變成我們在山上每次下雨的時候就開始打電話,問村民有沒有下來,下來了就放心,好像把對土石流的焦慮投射在村民身上,只要他們沒發生事情就ok了,但其實不是這樣。
直到現在輿論還是會很簡化地說是因為居民種檳榔、濫墾所以活該,有次我提起勇氣問村長,他很火大,就說你聽那些教授在放屁,他們為什麼不來看,倒的都是原始林,檳榔林又沒怎樣,但我覺得也不是這樣子,當時心中充滿疑惑,拍的東西自己也無法掌握,小小的攝影機抓得是很龐大的台灣歷史架構的問題,龐大的無力感會不斷衝擊在現場的自己。等一下看的是一個土石流活生生的個案,第一次拍他們家的時候,看起來房子就已經很危險了,呂春寶阿伯跟我都知道他們家明年可能會完蛋,我拍攝的是他們家從有到被土石流衝擊破毀的過程。
我講一下創作者在現場碰到這樣的問題如何設定好自己的位置,過程中的掙扎。拍到這個時候,土石流的問題對我衝擊最大,那天呂春寶跟我們全身溼答答,那天我們是站在土石流上面拍他們家,出來之後他對著我的鏡頭說:「小姐,你們跟政府比較熟,拜託幫我們反映災民的心聲和困難!」。就是叫我們透過媒體、影像救他們,那天回去我好幾天睡不著覺。村民會居住在那邊有時候是不得已的,這些問題不是我幫災民反應就可以解決的,好像糾結在一團的毛線,我剪都剪不開,我拍到會作噩夢,心裡想著怎麼辦,直到呂春寶家被沖掉我才開始焦慮,我拍房子從有到被沖掉一半到沒有,我不停想自己到底想拍什麼?而且每次拍回來全身都是泥土像條狗一樣。我就想到底要怎麼拍什麼東西、拍的用意是什麼?我不是要拍災難片或房子倒的過程,我覺得所有的傷亡跟損失都必須有代價,代價就是要讓人知道這些事情的原委,從中間得到教訓、反省跟思考。我打給陳玉峰就被他罵,他說地震已經發生多久了,你現在才要來訪問。但我在電話中問他土石流結構的問題,他講得很清楚,我才恍然大悟,原來我生長在台灣30幾年,我對這片土地完全不了解。當別人跟我說土石流的原因是因為這些人種茶、種檳榔,我竟然理所當然的以為就是這樣子。經過陳玉峰的說明之後,我才了解土石流問題是歷史問題,沒有那麼單純。訪問他之後,我比較了解要如何呈現這些東西、拍這些東西的意義在哪裡,這樣,焦慮才整個放下來。
陳玉峰:台灣人其實非常堅強,整個台灣島脆弱的體質、生命無常所產生出來的一套真實的土地文化。從歷史的角度來看20世紀台灣山林土地的利用從未考慮土地安全乘載量的問題、沒有做適當的國土規劃,再加上政權的更替造成舊債新主無法償還。日本殖民時代把台灣當成南進基地、次殖民地,國民黨執政時期以農民培養工商把台灣當作反攻跳板,一切為反攻一切為復國。1960年代開始台灣的林道只要有檜木所在地,無論山勢多陡多斜多危險,都濫墾濫伐,砍得亂七八糟。他們放眼看過去只想樹上掛著新台幣或美鈔,當時因為台灣貧窮要砍木材反攻大陸沒話講,但是民國60年最可惡的就是林相改良、變更,把原始林砍光然後種上整齊劃一的高價木材。過程中都沒思考為什麼台灣這塊土地經過一、兩百萬年這些林相會存在,土地最好的林相就是這些,以為砍掉種了新樹木就會生財。台灣的雨量從低海拔越下越大,中海拔地段雨量最高,樹木也長得最高,這個地段破壞掉就註定了大災難。更惡劣的是林相改良將今天發生土石流的地方─陳有蘭溪、神木村一帶,山上的闊葉林砍光,然後再砍溪邊很堅硬的台灣櫸木,上面的檜木林砍掉、中間的闊葉林砍掉,基角的台灣櫸木幹掉,穩定平衡的機制斷掉了。
再來更大的問題浮現出來就是台灣農林政策的絕對不穩定,只種價位好且日本或國外會收購的作物,且大家一窩蜂種造成穀賤傷農,從香蕉、油桐、梅子到李子都是。台灣島的生產取決於島國外貿取向,這樣的處理方式,每換一次種植的作物就相當於一次森林砍伐。政府做很多德政,很了不起的事情,實在很會替人民設想,他不管理違法濫墾的事情,反而建了很多攔沙壩,這真是了不起又偉大的發明,攔砂壩的原理就是砌很高的牆擋住土石流,但其實攔砂壩就是最危險和脆弱的地方,颱風一來順著攔砂壩整個垮下來造成土石流,然後政府繼續做更大的攔砂壩,下次土石流就更大,現在整個山都爛了土石流的情形已無法預測。
黃淑梅:有很多人人談到檳榔是土石流的禍根,你對這件事情有什麼想法?
陳玉峰:笑話!那梅子、桃子、李子、薑、高冷蔬菜和茶呢?看台灣這些山林的問題不要傻到去看幾棵檳榔的問題,歷來農民種植的東西不都是政府鼓吹出來的嗎?政府碰到所有災變千篇一律膝蓋反映,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從來不願意去了解整個歷史脈絡、根源整治。
黃淑梅:那你覺得根源整治應該要怎麼樣?
陳玉峰:我主張台灣的山地要先做兩大類的土地分類,一個是當經濟林地,可以讓人民生產獲利或公共生產;一個當保育林地,提供山林保護帶讓地力恢復,把人民遷移到安全的地方,用五年至十年培養台灣可以種植的樹木、做造林育苗工作,同時職業訓練,讓人民有工作做,經過幾年又可以融入新的社會。第二、工作與生活起居的地方分隔,我不信做不來,不為也,不是不能也。有些土地要採取輪流耕作、使用,讓土地有機會休息。第三、台灣土地最主要的捍衛者是原始森林,保存還沒有被毀滅的東西遠比破壞後再做復育好上萬倍以上,今天台灣原始天然森林還剩多少?必須立法禁伐。我多少年前就一直強調今天經營管理山林,不是在管這棵紅檜要怎麼長,管這棵hinoki(扁柏)要怎麼種,不是做這種事情,是經營管理人在山林裡的行為,不要在這裡一直強調我們想做什麼!我們能做什麼!我們要做什麼!這麼自傲的事情,我們要問自己,我們該做什麼!我們不該做什麼!我們了解這片土地多少?我們尊重所有其他的生命到什麼樣的程度?我們自己有沒有善待自己靈魂,對待自己未來世世代代的良知,管理是要管理我們人的行為,我們要重新找回我們該做什麼?不該做什麼?我們跟這片土地的對話、和諧,才有我們真正的台灣文化!
陳玉峰的解說解答了我的疑惑,其實土石流的問題是台灣百年來的山林破壞史。之前在台灣文學館放映,會後有個年輕人說他看完這部片才知道台灣土石流的問題是結構性的問題,他就自己去找書來看。我聽到蠻高興的,因為我也曾經迷惑、搞不清楚狀況,直到拍了片子並將它呈現出來的時候我才了解。我覺得根結的問題是我們到底對台灣了解多少?回頭想想小時候的地理教材,念的都是大陸滇緬鐵路經過哪幾站,台灣的山林河川我小時候都沒有念過,不曉得現在的教材有沒有好一點?一個人必須了解自己生長的地方,因為,不了解、不知道歷史的時候,就不會有感情,當然也不會知道自己生長的土地發生了什麼問題,是失根的。我們不了解生長的地方受過的傷害、問題在哪裡,當你不知道的時候就不可能有愛護他的動作或想辦法去解決問題。我想現在的政治人物接觸的教材關於地理、天然的知識也是很薄弱。後來,因為拍八八風災,我翻開了我妹妹小孩的教材,寫著「台灣每逢八月就會有土石流」,土石流的問題已經變成常態了,但是他卻不會告訴你土石流是怎麼來的。
所謂的運動,我比較不是把它定位為一項什麼樣的行動,以我自己來講,做為一個紀錄片工作者,我在現場看到的問題,譬如當我碰到土石流的議題它就變成一場運動,透過我的影像可以把目前社會存在的問題抽絲剝繭、盡我所能把問題的面向完整呈現出來而非單一的面向。讓看到影像的人了解原來我們社會真實存在的問題是什麼。與其說運動與影像跟社會的關係,我比較願意講做為一個人或作者很難置外於社會和世界,因為我們在地方上生活、在社會上生存,運動本身我會把它解釋成看見很多社會的面向。
我想你們參與的中科,也是一樣的問題,看見社會的結構面會讓你看見生存的當代社會狀態,做為一個生活在社會的人可能需要知道的事情,接觸之後會發現很多的問題不是翻開報紙,就如同上面寫的那麼簡單,譬如土石流就說是因為種檳榔,921那幾年就集體砍檳榔然後造涼亭,但這些都是反生態的事情。
造林的荒謬是讓水土保持更糟糕,而且大家都認為要造林,林務局不斷鼓吹造林,有時候執政單位反而是在做破壞事情的人,他們不一定不自知喔!造林必須先做好國土調查,為什麼這麼多年來不做調查?因為會有選票的問題,如果劃定限制區域的話居民就會反抗,選舉到了這些事情就不做了。台灣在政治層面上沒有做長遠的思考,只做短視近利的事情而犧牲掉很多長遠的東西,甚至是預支後代子孫在這個地方上生存的條件,早已被我們用光。老天爺曾經給台灣一個機會,10年前就喊說要做國土復育、規畫,歷經兩次政黨輪替都沒有動作,八八風災台灣果然成為孤島,大家其實要有覺醒,在台灣,隨時可能輪到你做災民,維護整個台灣山林系統的穩定機制都沒有了,陳玉峰和其他生態學者預測大概要經過三百年的災難才能夠穩定下來,我們的後代子孫一生下來就活在災難的世代,當然這也是全球的問題,但是台灣的本質多地震、多颱風,未來的生活會越來越嚴苛而非順遂。做為一個影像工作者,我不是想要拍災難片,而是要把根結的問題揪出來、呈現出來。

2010/06/04

如果我必須死一千次 講者:王育麟


(88水災紀錄短片放映)
這些短片是我最近正在做的事情。如果我必須死一千次已經完成很久了,大概是2007年三月間完成的,以下我們就直接從對電影的發問開始討論。

Q:為什麼會想拍台灣社會左翼紀事?對你來說臺灣的左翼運動是從228開始的嗎?就導演觀點來看之前和現在的社會運動有沒有什麼差別呢?

 


這個片子其實不是我主動要拍的,而是自然而然我被推到導演這個位置上,我也從拍片的過程中學到很多東西。解嚴後的台灣社會總是有很多政治紛擾,當然解嚴後有很多事情就可以拿出來說了。在我大學時代,也就是剛解言那一兩年,我想去拍一個片子叫做失憶症,我訪問了王浩威:為什麼人會有失憶症?解嚴前事不能講228的,就算已經解嚴,資料也還是非常有限,這幾年我做了非常多種片子,包括記錄、劇情、動化、廣告片等等,包括我也拍了一支陳履安競選總統的政治廣告片,那一支廣告做得蠻好的,算是在當時幾組政治廣告裡比較言之有物的一組。後來大約04年,我被指派來做一部大約90分鐘的,關於228的片子,06年拍了一支三十分鐘的林江邁的故事,大約07 拍了一個老左派的故事。這些老左派做的事情是我們這一代很難想像的,為了堅持自己的理想甘願被抓去關好幾十年、槍斃、甚至在路上被打成肉醬。當時有個作家叫藍博洲,有一個雜誌叫做人間雜誌,這個作家從退伍到參與這個雜誌工作到現在,一直透過口述歷史、出書、報導文學,把台灣地下黨在白色恐怖這段時期的事情都寫下來,他在如果我必須死一千次這部片子的拍攝過程中,是很重要的一個顧問。
這部片子在台北和台中放映的觀眾反應差異極大,那時候有中國來的觀眾(受到長期共產黨迫害),很不客氣的質問我為什麼要拍共產黨?為什麼要幫共產黨講話?當然這是一個很折騰的一個問題。我從小寫反攻大陸、解救同胞作為作文的結尾,到現在有政黨喊得是台獨、現在的執政黨又喊不同的口號,我從小被這些口號騙大,現在我已經不會再輕易相信任何口號。
對於這部片子的內涵,我其實並沒有比觀眾知道的多更多,他其實也就是這麼多而已,當然有些片段因為結構的問題沒有放進來,最後我們呈現的就是55分鐘的片子。

聶魯達這個詩人是諾貝爾獎得主,他的詩簡單分類成年輕時候的情詩、接觸共產黨後寫的一些詩,我去找到了一本簡體詩,幸虧有他,我在電影裡放了三首詩作為旁白,那三首聶魯達的詩其實很貼切的解釋了五六十年前地下黨的生命狀態。
對於你剛剛問的關於社會運動的事情,其實我從大學時代以來到現在,我都一直是處於一個邊緣的位置在觀察這些事情,並沒有真正去參與過。
再回到片子,當年藍博洲先生帶我回到苗栗山區、阿里山,去找倖存的一些老左派,我們就找到石聰金先生,他是僅有的幾個老左派裡記憶、口述能力還不錯的一個人,這部片子就是以他為主,他講了許多清清楚楚的人名、故事等等,常常講到涕淚縱橫,很動人。

Q:請問像記錄片這樣的形式對被記錄者的生活,會不會有任何生活或精神上的影響?或導演會不會做這樣的預設?

以這部片子為例,我們跑遍了北中南,有的找不到人,找到的老左派不是普通話已經講不清楚,不然就是記憶已經模糊。這部片子是最後的希望,當我們找到石聰金先生的時候,大概清楚這就是一塊寶了,整部片子就是以他為主。石聰金先生有好幾個兒子,都很有成就,或許這部片子的拍攝也讓他的兒子更了解他父親年輕時候的想法。而後來台北電影節放映的時候也請了石聰金先生來講,我想這部片子最大的用意就是幫他把事情說出來,透過錄音、錄影、剪接,我們再把這個故事說一次。
其實我並不喜歡拍紀錄片,記錄片有太多道德的問題,我也並沒有那麼神聖,我並不會想要透過紀錄片去改變什麼,我也無法透過這個理由去要求誰來讓我拍攝,而拍紀錄片段我而言其實就只是謀生的問題,我理解了我可以做什麼,那麼我就去做。

Q: 我想請問剛剛放映的這幾支短片,據我所知,八八風災過後其實大部分河川部落面臨的問題其實相當嚴重,而紀錄片若不去呈現這些,而去呈現了一個很溫馨正面的氣氛,這些片段擷取的意義是什麼?

剪接其實就是擷取,在八八風災發生的第一時間,所有媒體的報導都是在報導關於災情的慘重、災民的困境。但對我們來說我們需要的並不是這些東西,對我們來說,比較重要的是災民之間的自助、互助,其實在災區與非災區之間本來就存在許多距離,當然我們也知道第一時間全國各地捐助了災區幾億的金錢與物資,這些都是來自於我們對災區的同情,但我們實地走訪了災區,發現災區裡最令人感動的其實是一個很強烈的自主、自救以及互助的氣氛,而這個力量才是真正能幫助他們走出陰霾的力量,這是在媒體上看不到的畫面,這也是我們想拍出來的東西。


江湖在哪裡?─台灣農業觀察 導讀:陳璽安、黃慧瑜

       這本書大概有幾個問題要處理的,一是這本書累積了兩年,在談整個五零年代到現在的整個農業社會背後的整個政經結構,他是如何運作起來的,另外一部分的問題要討論的是整本書如何運作起來。書的一開始,他談到有個月亮滑到二林,他滑過一片田地、撞到麥當勞的招牌….等等,訪客式的運鏡,讓大家看過整個場景;接著「工業現身」的後面他開始談,一些報紙新聞的報導,透過一些枝微末節的形容來帶入楊儒門這個角色。接下來,在「拉扯的形容」裡,開始講事情發生以後,媒體開始去捕捉、自己創造很多情節去塑造他。這部分其實是我們很熟悉的,吳音寧在這個部份開始透過一個反敘法,也就是從媒體如何透過一種八卦化的操作方式去討論楊儒門、並且掩蓋楊儒門放炸彈的真正目的:農業問題,來開始帶入吳音寧的農業關懷。
       這本書最主要的資訊其實是國民黨政府在這幾十年來透過政策、企業、租稅等等方式消滅農業的過程(或是將農業人口轉移到工業人口的過程),以下我們會分幾個重點去做介紹。
音寧在這本書裡是以年代去劃分詳談,雖然是談農業問題,但這本書其實很生動,因為她引用了大量的鄉土文學著作以及新聞報導,另一方面也談到非常多人的觀點。但我們今天介紹的方式會是比較簡單的,從幾個貫穿歷史的基本問題來談,而這些問題或政策之間環環相扣,造就了人的裸命,以及如今嚴重的環境問題。
       第一個部分是農民的租稅與公定糧價。談到租稅,五零年代最嚴重的租稅問題其實是來自於戰爭,當時台灣出產的米糧絕大部分都被徵收到中國,進而因為本島米糧不足引發饑荒與通貨膨脹,進而又引爆了二二八事件,這部分是大家比較熟悉的。再來,關於農田的租稅部分,我們從國中小學課本上的知識開始談,包括大家熟悉的地籍總清查,三七五減租,到耕者有其田,到公地放領。這部分其實是國民黨政府為了更方便、更清楚的掌管全國的農地狀況實施的辦法,農民從佃農身分繳租給地主的時代,進入全面壟斷:直接繳租給農會(政府)的時代,這部分農民的租稅並沒有在改革過程中變輕,獲利最大的,其實還是國民黨政府。而土地被徵收的地主則離開農村,成為政府重點培植的企業、工廠,朝工業革命邁進。
       農民的租稅大致上有下列這幾項:田賦(繳實物)、隨賦徵購(公訂價格強制徵收)、肥料換穀(稻穀換進口肥料-占生產成本的45%)、房捐戶稅、水租等等,政府一方面透過高稅收、一方面壓低糧食收購價格、另一方面又透過進口的肥料、機械與農作物進入自由市場來打壓農業,而農民在這種連三餐都無法溫飽、事實上是每個人都不得不負債的狀況下,逐漸把田賣掉,轉往工業。這部分與馬克思的觀點大致上一致,就是說,豐收反而會是農民最慘的時候,個人資產不會因為豐收而增加,一方面,如果沒有過剩,政府會增加稅收,另一方面如果過剩,那麼就是血本無歸。吳音寧在這裡很擅長利用對比,比如說,番茄盛產的時候,一簍番茄的價格可能只有五十元,而一顆進口蘋果就要價八十元。
       接下來,除了賦稅、進口衝擊與政府沒有制訂在地糧食保障價格的危機之外,農會發生了信貸的問題。這部分我們從土地買賣開始聊。工業快速發展的七八零年代到九零年代,臺灣的農業用地持續以各種名目徵收為工業用地與開放非農業用途的買賣、從80農地釋出方案,到九零年代的農發條例與土改,農地流失的速度並沒有因為政黨輪替就減緩速度。而在農耕普遍低收入的現實下,變更地目、蓋工廠成為很普遍的現象。農地的可買賣面積也逐漸縮小,到九零年代的二次土改過後,農地可買賣的面積縮小到A4那麼大,也就是說,如今台灣的農地很難不面臨一個狀況,就是農業用地總是與工廠與科技園區比鄰;如今嚴重的環境汙染,事實上也就是政策出賣土地的後果。那時候有個現象,就是說工業發展需要大量的砂石,而這些砂石的來源除了河床的開採與盜採之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來源,那就是農地。而這部分也牽涉到農會與信用合作社的超貸。這部分的土地買賣俗稱”一魚三吃”,在這樣的操作下,幾乎全臺灣的農會與信用合作社都引發了嚴重的超貸情形,平均每一個信用合作社都有超過兩成以上的資金缺口。而政府一貫的處理方式其實就是將這些信用合作社併到公營的銀行裡面,由全民買單的方式去吸收這些資金缺口,以上幾個重點,大概是江湖在哪裡這本書裡,企圖要告訴我們的資訊。
       而這本書到這裡,還有另外一個部分還沒開始談,從書的標題:江湖在哪裡,以及台灣農業觀察兩個部份可以看到,這本書的兩個主題,一個是農業,一個是江湖;而江湖到底是什麼東西?第二章「拉扯的形容」吳音寧開始談,楊儒門小時候很喜歡用一些江湖術語,以及行動的時候會使用一些匿名:楊儒門的行動與成長過程中常常會出現許多唐吉訶德式的幻想,吳音寧用了傳記式的方式去描述他從小到大一些「行俠仗義」的想法。而中間四個章節,除了使用一些政治文獻談農業問題以外,也使用了很多文學資源來做田野調查;而在「春雨落在休耕的城外」裡,他點出許多文學家的家鄉,也就是說在這裡出現了一個文學與土地的關係,也就是文學的江湖在哪裡;我們可以透過藝術圈來想像,今天如果我們要讓一個做文學或做藝術的人去關懷農田,基本上他必須要透過一個中介,而不是只透過文獻資料來揭露事實。吳音寧透過型塑一個圈子,讓大家開始對「地方」有一個想像,而這個想像是跟你自身熟悉而且相關的東西。

2010/05/12

[轉貼]沙漠玫瑰與在地生命 專訪《寶島曼波》導演黃淑梅














毛雅芬報導
出處:放映週報

二○○七南方影展最佳影片《寶島曼波》記錄南投縣中寮鄉清水村第十二鄰居民,在九二一震災後,因為既有的家園崩毀,集體向國有財產局租用山坡地,遷居他 處、重建家園的歷程。在長達四年半的拍攝期裡,清水村第十二鄰居民首先耗去大量時間與地方政府協調租地事宜;待租約簽定,是否整治既有坡地為平地,以利居 民建造平房又成為爭議,負責發包建案公共工程的地方政府,罔顧建築師順應自然環境的原始設計,擅自從事挖坡、整地工事,使部份居民的新屋被迫建築在不穩定 的人工土台上,於是又開啟地方政府與清水村居民間,一連串複雜的協商程序。

《寶》片導演黃淑梅於一九九九年震災發生後,便深入中寮,以該區域的重建為題材,先後完成《在中寮相遇》與《寶島曼波》兩部作品。透過《寶》片,她不僅記 錄清水村第十二鄰居民重建家園的心路歷程,也描繪熱情參與社區重建工程的都會青年:東海大學研究生陳卉怡震災後擔任中寮鄉親報記者,因無法坐視遷鄰計劃進 度緩慢,主動鼓勵居民成立團結組織,以推動公部門提高行政效率;建築師徐光華為遷移後的新社區設計建物,為平衡自然生態與人為施作,耗費大量時間與耐心說 服居民接受不同於傳統的建築邏輯;專業監工劉南宗在建築工程施做期,妥善扮演居民與公部門、營造商間的溝通橋樑;黃淑梅自己亦在記錄事件同時,不由自主涉 入事件本身,不但透過攝影鏡頭不斷向公部門及營造商提問,甚至自製影像陳情帶上遞主管災區重建的政府機關,為清水村居民請命。

○七年,《寶島曼波》於全台巡迴放映,在在於觀眾間引爆迴響,中寮鄉清水村居民的打拚過程,因影片的流通更廣為人知,其領受過的困難,也導引出各樣關乎在 地生活的反省。如今已漸漸淡出社區營造工作的陳卉怡,回憶黃淑梅拍攝此片的工作始末,咸信《寶》片溝通了中寮與台灣其他地區的民眾,激發的思考有機會成為 改善在地生存環境的動力。

本期《放映週報》專訪《寶島曼波》導演黃淑梅,談紀錄片理念、創作過程,以及其對在地生活的思考。



完成《在中寮相遇》之後,您繼續以中寮為拍攝基地,交出 作品《寶島曼波》。可以請您聊一聊為什麼開始了《寶島曼波》的拍攝?就內在關懷和目標設定來說,《寶島曼波》對《在中寮相遇》有那些延續又有哪些差異?

黃淑梅:《寶島曼波》原來是《在中寮相 遇》裡的一條軸線。《在中寮相遇》可以分割成三到四條軸線,其中一條講中寮山區村落所面臨的土石流問題,還有台灣的國土規劃問題,因為台灣的山林土地沒有被好好規劃,才成為土石流的肇因。《寶島曼波》的主要被攝人物都是山上的居民,最早我鎖定他們為中寮鄉土石流議題裡的一條支線,原來想把他們的故事放在 《與中寮相遇》裡面。不過,《與中寮相遇》牽涉的議題很廣,不只處理土石流,還談及重建,和在地年輕人因為地震重新站起來、重新看見家鄉、參與實現社區行 動的故事。《寶島曼波》這條軸線針對中寮鄉清水村第十二鄰居民的遷鄰計劃拍攝,計劃起初進行得並不順利,居民終於簽到社區重建地的土地租約是在地震後兩年半,簽約完成後我覺得很高興,相信居民應該可以完滿地蓋成房子,便考慮把這條拍攝支線放棄掉,不再記錄清水村的居民。

我決定放棄這條支線的時候,清水村居民阿煙打電話給我,跟我說重建房舍的基地出了問題。我們原來想,土地租約簽定了,公共工程也已進場,一切應該都會很順利,結果重回現場才發現,重建基地被工程怪手挖得面目全非,原本很紮實的山坡地都被挖鬆了。那個時候我心裡有點自責,感覺因為自己關注不夠才使事情變成這 樣。那段時間《在中寮相遇》的拍攝工作正在收尾,如果要繼續記錄清水村,這故事不可能重新被放置在《在中寮相遇》裡;那是地震後三年,《在中寮相遇》的故 事已近尾聲,但清水村居民的遷鄰計劃才正要開始,還會有很多意想不到的發展。我思考了兩個禮拜,覺得,如果我不去為這件事情做記錄,或許五年、十年後,居民的房子也一樣會慢慢蓋起來,但是蓋在非常糟糕的基地上,有一天我發現某人的房子垮了、崩裂了,我一定會良心不安。所以我下定決心在《在中寮相遇》結束拍攝之後,又花了一年半到兩年的時間拍攝《寶島曼波》。

關於妳提到的「內在關懷」,我覺得自己拍攝《寶島曼波》跟《在中寮相遇》是類似的心情。至於兩部影片的差異,《在中寮相遇》是我情感投注很深的一部片子, 因為地震對我、對任何一個人來講,都是很大的衝擊,進入災區、一個殘破不堪的現場,引發的情感非常強烈。《在中寮相遇》這部影片裡,我毫不保留地去感覺我對那個地方的感情;《寶島曼波》則不太一樣。《寶島曼波》拍了四年半,《在中寮相遇》拍了兩年半,拍完《在中寮相遇》之後我有一些反省和改變。處理《在中寮相遇》的時候,我投入很多情感、有很多不平,感覺像一個比較年輕的人,看到很多事情會有很多激動;可是經過《在中寮相遇》的歷練,我在剪接或思考《寶島曼波》的時候,情感面比較不那麼激動,拍攝後期甚至跳進一個比較理智的狀態,即便在現場看見很多教人憤怒的情事,我會分析這憤怒本身是什麼、分析一個公務員或行政人員為什麼要說某些話,會從理智辯證的位置去思考居民、公部門、營造商在某個場合為什麼會使用某種語言、某樣舉止。這樣的語言跟舉止代表什麼?其思維背後牽動的社會結構、文化又是什麼?《寶島曼波》看似憤怒,其實我在表達憤怒的時候,是想清楚地把作者的觀點跟位置告訴觀眾,而當我思考我為什麼憤怒,我可以更清楚、理智地把所有問題、各方狀態鋪陳在影片裡,讓觀眾去思考、辯證。
拍攝兩部與中寮相關的影片時候,您是否不斷思索紀錄片的功能與價值?如果夢想能夠成真,您希望這兩部影片分別實現哪些社會功能或個人價值?

黃淑梅:與其思考影片的功能與價值,創作的時候,我更願思考作品與我的關係。例如《寶島曼波》,透過這部影片,我看到我生活於其中的世界是什麼狀態,希望把我感受到的、這個小世界的樣貌,以及 我看待這個事件的觀點,呈現出來告訴觀看這部影片的人——我在現場感受到什麼、聽到什麼、看到什麼。我覺得創作對一個創作者而言,最大的意義在於他可以透過創作跟外在世界連結。每部紀錄片都有作者對世界或對生命的哲學,甚至對生存的看法,作品就是作者的觀點,我不想談作者的社會功能,但希望自己忠實地把我看到的事情告訴別人,也希望別人能夠感受到我看到的,跟我一樣產生思考跟反省。
您親自為《寶島曼波》錄製大量敘事旁白,這個設計對於推進影片敘 事很有幫助,同時也是您選擇用來表達您與世界連結的方法?

黃淑梅:我在剪接這部影片之前,已經確 定我會以第一人稱主述整個故事。我不避諱把作者的位置在片子裡呈現出來。如果你仔細去分析旁白內容,會發現它蘊含幾個轉折:開始是輕描淡寫、沒有情緒起伏 的介紹,到中段,我已不避諱地表現出我的憤怒,同時去思考我自己的憤怒。我的旁白讓觀眾清楚地看到作者在現場的位置,再透過作者的位置去感受、重建被攝民 眾的處境。

拍攝紀錄片期間,您曾運用您的影像介入遷鄰事件、幫助居民向主管 災區重建的機關做陳情。我好奇的是,您怎麼看待紀錄片工作者與其拍攝對象間的關係?您大概不會說,紀錄片工作者扮演的是客觀、旁觀的角色吧?

黃淑梅:就算感覺是旁觀的,紀錄片工作 者勢必不是旁觀的吧!即便對被攝對象沒有太多情感投射,記錄者仍有他的立場跟位置。在《寶島曼波》裡,可以很清楚看到作者的涉入,這反映出拍攝當時的狀 態:九二一震災之後,我們進入災區現場,當時還都只是二十來歲、快三十歲的年紀,自小就算聽說過災難,也不曾親身經歷過災難現場,親見人、建物與空間的全然崩壞,對我們的影響很大。所以在重建現場,我們看到政策的紊亂及其對人造成的影響,心裡的感受很深刻,會思考持攝影機的人能做些什麼。當人們在災難現場承受許多無來由的苦難,只是拍攝似乎並沒有用,於是只要有任何一點造就改變的機會,我們就會想要去做。

上呈陳情帶在當時是不得不做的動作,因為地方政府召開的重建、遷鄰會議幾乎每個月都會許下承諾,但承諾卻遲遲無法被實現,居民都快瘋了,拍攝的我們也覺得很無力,迫不得已,才送出陳情帶。當你是個記錄者又同時與被攝人群有了感情,在他們之中過著有深度的生活,你會對很多事情產生想法,並且希望現實能被改變。因為地震之後我們確實身在那個地方,用的上我們的,我們很願意盡那份力量。
 
您一再表示拍攝《寶島曼波》是希望把災區重建過程中的辯證歷程呈現出來,邀請觀眾與您一起思考。過去這段時間,《寶島曼波》在全台各地巡迴放映,有很多觀眾參與,您覺得,與觀眾分享觀點的目標有達成嗎?

黃淑梅:我覺得大概有近七成的觀眾能夠 理解,這部片子的目的在讓他看見各方立場、身處不同位置的人會有不同的行為舉止,而那樣的行為舉止背後代表某些社會情況。

我們一直希望每場放映都能搭配座談,因為放映僅能由觀眾單向吸收,但我們還想給觀眾一些影片之外的東西。在座談現場,我們會說明這部影片不只在講重建,也在講人的偏見——人們有時候會執著地堅持自己的信念,造成溝通不良。

我記得放映中有一、兩個以公務員為主要觀眾的場次,有個公務員針對遷鄰事件提出很好的看法,他說,他是營建署的公務員,看完影片後他覺得,清水村遷鄰計劃 能夠成功最重要是居民自己有心、有很強的動力去完成自己的家。這位公務員隸屬公共工程查核小組,他說,很多公共工程或是住宅案發展到最後不了了之,通常因為居民是一盤散沙,政府部門就是想幫忙也幫不了,狀況就會變得很糟糕。我想他企圖提出的重點是,公部門本來就存在許多成規,可是民間如果有足夠強大的力量,便可以堆動公部門成長或改變,他在《寶島曼波》裡看見了這個可能性。


就人物捕捉與角色塑造來說,《寶島曼波》與二○○五年上映的紀錄片《無米樂》有些相似。比方,蕉農許清波先生與稻農崑濱伯在銀幕上都是很有魅力的人物;而《寶島曼波》談災後重建,《無米樂》談稻米產銷問題,雖然影片調 性有差異,都具備社會關懷的野心。您如何看待、比較這兩部影片?

黃淑梅:在台灣有很多像許清波先生或崑濱伯這樣的人,尤其在非都會區,只是媒體不常關注這樣的人,而我們也只是剛好在他們處身的現場,恰好捕捉到他們、跟他們建立了關係。

台灣的知識份子或年輕一代,大多遠離家鄉在都會區工作,小時候記憶裡的阿婆或歐奇桑,於是帶給人們熟悉的感覺。為什麼感覺熟悉?因為在都會區待久了,那樣一群人已變成記憶的一部分而不再是生活中的人物。之前在台北坐捷運,我常覺得,在台北成長的小孩應該不能了解成長的奧妙吧!因為他每天坐捷運,看不到天上 的小鳥、白雲,不會看著白雲幻想哪朵雲像馬、哪朵雲像棒棒糖,這類缺乏讓生活在都會區的人變得冷漠、對很多事物產生疏離。

妳問《寶島曼波》與《無米樂》有什麼不同,作為作者我很難去評斷,因為兩部影片調性不同、焦點不同、所談的意象也不同。《無米樂》談的是老農問題、農村問 題,呈現出老農在鄉間生活的狀態;《寶島曼波》談災區重建過程,透過重建去看社會的潛在問題,很難拿兩部影片相比。但《寶島曼波》和《無米樂》都在呈現我們這時代的人物與事件。

在影片結尾處您說,在《寶島曼波》長達四年半的拍攝過程裡,您見 識過這塊土地與其居民最有生命力也最教人憂心、憤怒的面向,並且結論這些面向都是「寶島」的一部份。這是在您拍攝結束後才有的新理解?

黃淑梅:不是,是我在拍攝期間便一直有的想法。即使我在拍攝現場感到非常生氣,我會假裝、不把喜怒哀樂表現在臉上,就是希望所有被攝者對攝影機沒有防備,讓他們展現內心的想法。做到這件事需要 修養,在工地拍攝的時候,我經常覺得想打公共工程的監工,因為他總會用很大的嗓門壓蓋大家提出來的意見,也用大嗓門不斷重複他的承諾,可是他的承諾沒有一 件完成,我們都很生氣。我心裡覺得這就是台灣文化。

不知道台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文化,彷彿是個需要再進步的國家與民族,還不能很嚴謹地看待所有事情,對很多事不做科學推演,事情發生的時候只會先指責別人不 對,我覺得這是台灣社會、台灣文化的縮影。但我們確實是生活在這樣一個地方。許清波阿伯經常說,雖然新家蓋好了,他還是喜歡回到山上那個裂開的家,他說, 金窩、銀窩都比不上自己的狗窩。我對台灣的感情也是如此,有些部份再糟糕,它還是我從小成長的地方、我的家,我仍生活在這裡。一旦開始這樣想,就會產生些 許反思:作為小小的紀錄片工作者,在我還可以創作的時候我可以做些什麼事?我不見得可以完成足以影響整體社會的事情,但是我願盡我的能力去做點什麼。縱使 在沙漠裡,也總還有沙漠玫瑰,而台灣也還不至於是沙漠,還有很多生命力!


您曾在其他媒體的訪談中提到,希望將紀錄片的內涵以劇情片的呈現 架構來思考,使影片成果是觀眾可以理解、欣賞的。許多觀眾和影評對您處理素材、敘述故事、剪接影像的手法非常稱讚。您是否願意就剪接手法、音樂使用、敘事 節奏等各樣後製安排,聊聊您如何將題材相當嚴肅的《寶島曼波》,創作成如此可讀、有興味的作品?

黃淑梅:學生時期,我所受的是劇情片訓 練;開始接觸紀錄片則是進入「全景傳播基金會」工作之後。

紀錄片最大的挑戰是現實性強,拍到什麼就是什麼,事態發展不是個人可以預料,這是紀錄片最大的魅力,也是它的限制。剪接紀錄片的時候,怎麼去濃縮拍得的素 材、讓觀眾看得下去,要花很多時間去思考。我會儘量把故事架構朝劇情片方向轉換,用寫劇本的方式來思考剪接大綱,剪接大綱含括起、承、轉、合,先將需要的 素材安排好,再去看哪些安排蘊含衝突點,有衝突點便須要先鋪陳,由敘事結構來決定素材的取捨。

使用音樂或空景是為了舒緩影像節奏。我的影片吵鬧,含括很多爭執會讓觀眾近乎疲乏,必須休息一下讓腦袋活化才能思考另外一件事情,這時候就會需要音樂或空 景。這類考量就像編劇波段,運用節奏感的調節在觀眾心裡製造起伏。
已經開始籌備下一個拍攝計劃了嗎?

黃淑梅:目前還沒有。剪接和放映《寶島曼波》的空檔,我曾受朋友之邀去拍幾個較小的題目,算是小型的創作。前陣子拍了三個盲人的故事——一個老太太、一個中年女生,還有一個盲人小孩,這故事除 卻記錄盲人,也涉及生命的思考。

圖片來源:《在中寮相遇》《寶島曼波》部落格http://www.wretch.cc/blog/meetwith

2010/04/30

4/27 朱政騏-- 為何干擾主流論述體制? 講演摘要

朱政騏  為何干擾主流論述體制?

                            摘要 黃慧瑜

大家可能會懷疑,我之前做的這些激烈的行動是不是為了現在要選舉而做的造勢宣傳?而為什麼要用進入選舉的這個手段去跟政壇中的派系、金牛角力?這些其實是有我自己的一些想法,等一下會做個分享。首先,為什麼要干擾主流論術體制?如果我們今天所謂的「改變」,只是一種自己的生活行為或風格上的改變,那麼事實上這只是我們自己個人的事情,與其他人都無關,對這個社會也沒有什麼改變,反而只是加強了一種多元化社會的假像,其實有很多人每天必須朝九晚五的上下班、在很多人眼裡看起來似乎是很庸俗的「主流生活」;他們可能一心只想要賺錢買個房子、有個家,甚至有些人不得不靠著一些「非正式」(派遣工、臨時工、娼妓等等)的工作以求個溫飽。這些人,才是我們真正要關心與服務的群眾,不是嗎?

我們先從「論述到底是什麼」開始來談,一個論述其實不一定有一個可見的主體在述說,它事實上往往是個看不見的體制,比如說在台灣最主流的論述其實就是資本主義的生活方式、工作倫理的論述;其次,在政治上就是現在的「藍綠」或更廣義的「統獨」。論述的體制是會改變的,以前在威權時代,人民走上街頭,其實就是一種挑戰權威的方式,而走上街頭的群眾身體,在過去就可以撼動主流論述,發出自己的聲音。但是現在,論述的體制已是「系統」取代「生活世界」或「共同在場」的傳播,所以現在的遊行雖然動輒上萬人,比如說紅衫軍或民進黨發起的「牽手護台灣」,但在媒體上就像一場嘉年華會的表演一樣,遊行結束後,大家隔天就又回到原先的規律生活──也就是資本主義的工作倫理,所以說,事實上最強而有力的主流論述就是資本主義的論述,和可以動員上萬群眾的藍綠政治論述。

那麼,我們要怎麼介入這兩個主流論述體制的戰場呢?我說政治上最主流的論述其實就是藍綠的政治論述,因為我們看到大部份所謂的「中間選民」,其實是「這次投國民黨、下次投民進黨」,在兩大黨之間游移的群眾,除了少數知識份子,很少有人真的會把票投給「第三勢力」的政治團體。這當然部份原因是媒體不報導,社會大眾對這些團體不熟悉的關係,在臺灣的第三勢力越來越難生存,票數在每次的選舉當中也越來越少。

不過,在這些主流論述體制之中,其實存在許多邊緣人,他們對藍綠兩黨都有些不滿,只是在選舉的時候他們還是會選擇國民黨或民進黨,因為沒有人希望他的一票是無效的,除非投廢票可以表示支持某個他們認為重要的主張,所以要怎麼去動員這些人,讓這個主流的政治論述體制不只是單純的兩黨對抗,也就是說如何去改變這些人的政治意識?

我們常聽到很多社運團體在討論各個議題如何串連,以改變主流論述,這是在社運界裡非常主流的講法,像是姚欣進先生提出來的「審議民主」,就是在強調各個社運團體之間如何藉由理性的溝通、說服以進行串連,消除歧見。但是如何理性的溝通?理性而真誠的辯論?「理性」和「真誠」也要有它的物質基礎,不可能憑空憑主觀的意志就出現的。在西方,民主的發展有它的歷史脈絡,所謂的民主,是要有一個公民的身分開始,每種不同的社會身分都會從不同的集會結社開始做為基礎,才有可能變成真正的公民,將各種不同社會身分的利益凸顯出來,但因為台灣的集會結社的狀態非常弱,例如學生的集會結社大部分就只是為了辦活動而聚集,而無法凸顯做為學生身分的一個公共性,所以要達到審議民主裡期待的「理性」和「真誠」非常困難,沒有結社的個人,他的理性和態度很容易被改變。只有各種以不同身分本位宣稱的結社的線聚集交織在一起,才有可能彰顯各種不同的矛盾及利益衝突,並且用投票,或審議民主的方式解決;我們一定要有集會結社的能力才能夠真正有民主的基礎。可是剛剛我也說過,現在這種系統殖民生活世界的時代,只靠傳統的蹲點組織,就像用家庭手工業在跟人家機械代工業競爭,所以我們才要干擾主流論述體制,讓它有利於我們的組織結社。

我們來回顧一下美國牛事件,一開始當然是以恐慌為主,只是純粹的民生議題,但後來這個議題逐漸政治化,進入藍綠的政治論述,不過本來在去(2009)三月十一日,立法院對食品衛生管理法的表決,國民黨就要強行通過全面開放的版本了,民進黨似乎也打算消極回應就讓它過關,後來是因為社會上強大的輿論壓力,使得民進黨不得不重視、無法就這樣放水過關。社會的力量慢慢集結,而且上升到把政治壓力集中到蘇起身上,因為蘇起是買辦,為了美國利益出賣台灣人民的利益。不過很可惜無法再提升到更高的層次,事實上臺灣人本來不太吃牛肉的,但為什麼開放進口後臺灣人吃牛肉的比例越來越高?就像美國輸出小麥一樣,台灣人的主食會從早期的米食轉變成麵食為主?這當然是因為當時美國小麥生產過剩,就以援助的方式輸入台灣,進而透過廣告改變整個飲食習慣。

美牛這件事情可以讓我們看到,社會上認識問題的政治意識正慢慢的提升,從一開始的恐慌,到後來民眾會轉向要求國民黨撤案、民進黨嚴格把關修法,不過無法再繼續前進到認識美國帝國主義的行為。尤其在美牛公投第一階段通過,食品衛生管理法也明文禁止美牛內臟和絞肉之後,社會上的力量馬上就被消解掉了,如果沒有一個政治上的另類選項可以集結喊累積,社會的力量很容易就會被消解掉。我們無法立刻改變主流的政治論述體制,只能進入其中進行干擾,這時候如果我們不進入這個主流的政治論述場域,進行意識型態的角力與鬥爭的話,其實這些激起的社會力量,很快就被既有的政治論述體制收割。

我發現許多社會運動常常變成是「他們的」事情,而不像早期威權時代的社會運動可以變成是「我們的」問題。例如:台鐵罷工時,很多人在聲援,但是都是同情或支持「他們的」罷工,無法像過去的運動說是在為「我們的」社會爭取民主、自由。社會運動變成是單一事件的抗爭,沒有辦法成為普遍的主張,雖然事實上不分藍綠的民眾都面對許多共同的問題,可是多數民眾不會這麼認為,而是在既有的論述體制裡,將自身的困境歸咎於對方陣營,所以我們只能循著這個體制,慢慢將批判深化,讓它不再只是簡單的推諉比爛而已。

進入主流的論述體制,才有機會影響群眾進行改變,如果不是進入這個主要的戰場,只是停留在一個外部的批判,那麼對它的影響幾乎微乎其微,甚至反而強化了「多元」的假像──事實上只有少數論述能動員群眾,其他的論述都被邊緣化。我認為參選可以把一些議題和看待議題的視角帶進主流的論述體制,而且能夠做為社會力量的集結點,將社會上的力量做一個累積以及延續,否則每次單一議題的抗爭,只是一次又一次的不管成功或失敗,運動都無法真正累積和延續,最後只是留下幾個人,也失去了社會上的發言權,對我們關心的群眾影響甚小,這是非常可惜的。我先發表到這裡。

2010/04/29

4/30 14:00pm 如果我必須死一千次─導演王育麟主講

時間:4/30(五) 14:00-16:00pm 

地點:台北藝術大學美術系館F306教室

 

《如果我必須死一千次─台灣左翼紀事》放映

時間:4/29(四) 18:30pm 

地點:台北藝術大學美術系館F215教室 自由入場

 

1930年,石聰金六歲,在苗栗的佃農世家家庭,與阿公眼睜睜看著亮澄澄的稻穀被地主收走,他第一次知道什麼叫做「階級」;1945年,他在廣州第 一次淚湧高歌三民主義、吾黨所宗,一邊在地下讀著馬克思;1946年,回到台灣後,他滿腔熱情的同志們一一受到白色恐怖的逮捕。在今天的台灣談左翼、談社 會主義,看似不合時宜,由石聰金的故事與回憶中,被迫消逝的理想儘管無法重新點燃,但那一群曾經互相取暖的台灣青年,面貌漸漸清楚。

Discuss left-wing , discuss socialism in today's Taiwan, it seems to be unseasonable to, from Mr. Stone’s story and his remembrance, though the ideal forced to disappeared is unable to light again, but that group of Taiwanese youth who once got warm from each other, their faces becoming clear gradually.                                          
                                                               ─摘錄自台北電影節


本片描述台灣從日據時期以降的社會運動者,如何承襲抗日思想,到白色恐怖時期的故事。
五○年代的台灣左翼青年,曾用生命與鮮血護衛理想,寫下這個土 地最令人動容的故事,但他們卻被徹底被抹除痕跡。在資料闕漏、人物凋零的狀況下,導演另闢蹊徑,以內斂的戲劇手法,混合真實人物擲地有聲的生命證言,及聶 魯達靈性的詩歌,在荒地上重新書寫一遍歷史。

「這個片子的企劃藍博洲先生,他在近十年前就與侯孝賢導演合作了《好男好女》、《我們為什 麼不歌唱》,希望重現白色恐怖時期的台灣左翼活動。藍博洲跟我許多朋友一樣,儘管不走政治與學術研究,在骨子裡卻始終有著不變的社會主義憧憬。拍攝前,我 比往常更為焦慮,這次要到哪裡找人說故事?畫面又是哪裡?但當我們找到了石聰金先生之後,問題慢慢解決了。當年白色恐怖的氣氛,肅殺或溫暖,都漸漸浮現了。」 ─王育麟

【導演的話】
影片開始的一段話,石先生說到對社會主義思想的啟蒙,乃至一輩子念念不忘的原 因。我想這是第一次,因為被拍者的真情流露,弄得眼濕鼻酸,在現場幾乎沒法繼續工作的少有經驗。

當場拍完這段,心裡就坦然多了,拿這一 段話當開頭,這個一直懸在半空的影片架構的大概脈絡就清楚了。

當然那個年代提到的大多數人,不是已經作古便是下落不明。同時白色恐怖時 期的影音甚至文字資料取得極為困難。所以這片子用大量的劇情重演幾乎是不得不然的作法。

再況且這十多年來做過的片子,提到光復初期簡國 賢的舞台劇「壁」已經有好幾次了。那天剪接完,夜裡騎車回家的路途上,我一直跟自己過不去,想著這次一定不能再只是念乾稿帶過,這樣真的太對不起簡先生 了。

終於在回到家前的最後一個轉彎,忽然靈光一閃,想到了用布袋戲演出舞台劇的辦法或許不壞,結果最後也就真的執行出來。我想這是製作 這片子整個過程中,最讓我小小自得的地方。


王育麟
台灣大學森林系畢業
紐約視覺藝術學院電影系畢業

個人得獎紀錄:   
《悲傷的華爾滋》第十二屆金穗獎優等8mm動畫片
《他比煙花寂寞》第十五屆金穗獎優等錄影帶劇情片
《台灣軍人》       第十八屆金穗獎最佳錄影帶紀錄片
《棉花炸彈》       八十六年度短片輔導金劇情類補助

2010/04/26

4/27 干擾講座 --朱政騏:為何干擾主流論述體制?

朱政騏是何許人也!? 吃牛糞,刺青,絕食反美牛!

@@味道如何,是自虐狂人!?

朱政騏參選市議員!? 爭取在野黨的提名初選!

假左翼而行政黨投機之實!?

朱政騏到學校演講!? 干擾講座 427第二場!

究竟他又會計畫出什麼招!?

講者相關介紹,請挖出牛糞

牛糞博士朱政騏簡介 三之一

牛糞博士反美牛招式大匯集 三之二




2010/02/10

那天,一早六點多,手上拿著在喜憨兒咖啡屋買杯咖啡,我走進勞委會假裝上頂樓的游泳池游泳(低著頭),
乘警衛不注意溜上電梯,座到十樓,
再開始走樓梯下來,到處貼<恭賀新禧 請關心派遣工>的春聯,
貼貼貼,貼到後來,人越來越多,想說不要繼續貼,免得被發現;
接著躲到十樓廁所化妝,整身塗上厚厚的紅色油漆,
畫好時,記者就打電話來問道:「诶!你在哪裡? 不是說十點到門口嗎?」
我說好好,我就要出來了!
然後走出廁所坐電梯,還遇到勞委會員工,但我不理他!
下樓時,每一層樓都有人進來,原本在聊天的人們,進來後大家都不講話了(ha!)
而我也不敢回頭,想說若回頭有人問我就慘了><
我就站在前面按電梯紐...
坐到一樓門一打開!
兩個警察和勞委會駐衛警就下一大跳:


怎麼一個紅色的東西!

我走出來拿出 「(勞委會主委)王如玄起床了」、「非法派遣業滿街跑」的春聯,

當我一走出去記者就衝進來,警察也不敢把我抓走…XD


結果後來勞委會警衛被要求寫報告…... XD

現在勞委會大門口貼公告:出入請戴識別證…XD

朱政騏筆手畫腳地試圖再現當天替派遣工發聲潛入勞委會人肉春聯事件的實況台語腔的國語、笑起來嘴巴歪歪露出一條明顯牙縫、說話不很流利但專注誠懇的表情靜不下地來回走動熱情活力有表演欲是他給人的第一印象! 在網路上搜尋朱政騏”,他的身分與經歷挺多樣,大學時發刊物、研究所畢業時捐肝救父拍過泡麵廣告,去年底 從反美牛進口食糞事件開始所做的一系列的行動,為人熟知他抓緊大眾切身議題,了解媒體、善於製造富衝突的畫面,不同於其他的社會行動,我們總是先看到朱政騏現在又再做對此,社會上的評斷兩極,不過也替他累積起一定的知名度使他擁有一定的發言權(媒體會詢問他對相關事件的看法),大眾可能開始聽到不一樣的聲音。

朱政騏遊走在學院、社運活動與政黨政治間,他對社會所做的一切干擾”,背後的動力與理想是什麼!?

【干擾講座】--為何干擾主流論述體制?

講者:朱政騏

時間2010/4/27 下午1:00~3:00

地點台北藝術大學美術系館F215視聽教室

講座相關閱讀

姚欣進〈實踐審議式民主〉http://www.lihpao.com/news/in_p1.php?art_id=39286

朱政騏〈審議民主初體驗〉http://www.wretch.cc/blog/chargechu/17686876

Y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