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水災紀錄短片放映)
這些短片是我最近正在做的事情。如果我必須死一千次已經完成很久了，大概是2007年三月間完成的，以下我們就直接從對電影的發問開始討論。
Q:為什麼會想拍台灣社會左翼紀事?對你來說臺灣的左翼運動是從228開始的嗎?就導演觀點來看之前和現在的社會運動有沒有什麼差別呢?
這個片子其實不是我主動要拍的，而是自然而然我被推到導演這個位置上，我也從拍片的過程中學到很多東西。解嚴後的台灣社會總是有很多政治紛擾，當然解嚴後有很多事情就可以拿出來說了。在我大學時代，也就是剛解言那一兩年，我想去拍一個片子叫做失憶症，我訪問了王浩威:為什麼人會有失憶症?解嚴前事不能講228的，就算已經解嚴，資料也還是非常有限，這幾年我做了非常多種片子，包括記錄、劇情、動化、廣告片等等，包括我也拍了一支陳履安競選總統的政治廣告片，那一支廣告做得蠻好的，算是在當時幾組政治廣告裡比較言之有物的一組。後來大約04年，我被指派來做一部大約90分鐘的，關於228的片子，06年拍了一支三十分鐘的林江邁的故事，大約07 拍了一個老左派的故事。這些老左派做的事情是我們這一代很難想像的，為了堅持自己的理想甘願被抓去關好幾十年、槍斃、甚至在路上被打成肉醬。當時有個作家叫藍博洲，有一個雜誌叫做人間雜誌，這個作家從退伍到參與這個雜誌工作到現在，一直透過口述歷史、出書、報導文學，把台灣地下黨在白色恐怖這段時期的事情都寫下來，他在如果我必須死一千次這部片子的拍攝過程中，是很重要的一個顧問。
這部片子在台北和台中放映的觀眾反應差異極大，那時候有中國來的觀眾(受到長期共產黨迫害)，很不客氣的質問我為什麼要拍共產黨?為什麼要幫共產黨講話?當然這是一個很折騰的一個問題。我從小寫反攻大陸、解救同胞作為作文的結尾，到現在有政黨喊得是台獨、現在的執政黨又喊不同的口號，我從小被這些口號騙大，現在我已經不會再輕易相信任何口號。
對於這部片子的內涵，我其實並沒有比觀眾知道的多更多，他其實也就是這麼多而已，當然有些片段因為結構的問題沒有放進來，最後我們呈現的就是55分鐘的片子。
聶魯達這個詩人是諾貝爾獎得主，他的詩簡單分類成年輕時候的情詩、接觸共產黨後寫的一些詩，我去找到了一本簡體詩，幸虧有他，我在電影裡放了三首詩作為旁白，那三首聶魯達的詩其實很貼切的解釋了五六十年前地下黨的生命狀態。
對於你剛剛問的關於社會運動的事情，其實我從大學時代以來到現在，我都一直是處於一個邊緣的位置在觀察這些事情，並沒有真正去參與過。
再回到片子，當年藍博洲先生帶我回到苗栗山區、阿里山，去找倖存的一些老左派，我們就找到石聰金先生，他是僅有的幾個老左派裡記憶、口述能力還不錯的一個人，這部片子就是以他為主，他講了許多清清楚楚的人名、故事等等，常常講到涕淚縱橫，很動人。
Q:請問像記錄片這樣的形式對被記錄者的生活，會不會有任何生活或精神上的影響?或導演會不會做這樣的預設?
以這部片子為例，我們跑遍了北中南，有的找不到人，找到的老左派不是普通話已經講不清楚，不然就是記憶已經模糊。這部片子是最後的希望，當我們找到石聰金先生的時候，大概清楚這就是一塊寶了，整部片子就是以他為主。石聰金先生有好幾個兒子，都很有成就，或許這部片子的拍攝也讓他的兒子更了解他父親年輕時候的想法。而後來台北電影節放映的時候也請了石聰金先生來講，我想這部片子最大的用意就是幫他把事情說出來，透過錄音、錄影、剪接，我們再把這個故事說一次。
其實我並不喜歡拍紀錄片，記錄片有太多道德的問題，我也並沒有那麼神聖，我並不會想要透過紀錄片去改變什麼，我也無法透過這個理由去要求誰來讓我拍攝，而拍紀錄片段我而言其實就只是謀生的問題，我理解了我可以做什麼，那麼我就去做。
Q: 我想請問剛剛放映的這幾支短片，據我所知，八八風災過後其實大部分河川部落面臨的問題其實相當嚴重，而紀錄片若不去呈現這些，而去呈現了一個很溫馨正面的氣氛，這些片段擷取的意義是什麼?
